☆“发现一个被遗忘或被忽视已久的故事股市杠杆是什么意思，它‘既新又旧’的特质格外令人兴奋。”
☆“《女人与海》出版后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如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泳者中大约50%是女性，原来男性占比大约是3/4或2/3。”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黎衡
▲《泳者之心》剧照。资料图
1926年8月6日晚九点四十分，特鲁迪·埃德尔（Trudy Ederle）在海浪中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小步一小步地离开大海。她穿着和姐姐一同自制的、史上第一套“比基尼”泳衣，身上为保存体温而涂上的厚厚油膏早已在海水中融化、脱落、漂向远处。寒意终于裹挟着疲倦明确无误地从体表抵达了她的脑海，她的脸则因为被水母蜇伤和长时间浸泡在盐水里而微微肿胀。从法国格里斯内兹角入水后，她已经在海水中游了14小时31分钟。
当这位年仅20岁的美国女孩双脚踏上英国多佛的海岸，她完成了一项堪称石破天惊的壮举。她是史上第一位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更为惊人的是，得益于掌握了潮汐规律，并且首次采用“美式爬泳”的泳姿，她比此前完成横渡的五位男性泳者快了整整两个小时。
电影《泳者之心》（Young Woman and the Sea）讲述的就是特鲁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她的事迹已通过广播和报纸传遍了大西洋两岸。当她走下返回纽约市的游轮，整座城市的人几乎倾巢而出，热烈欢迎这位城市英雄。她坐在敞篷车里，在前往市政厅接受市长接见的途中被狂热的市民夹道欢迎，庆典纸带如雪片般落下。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意气风发的电影结尾不是特鲁迪玫瑰色人生的起点。仅仅三周后，又一位女性泳者米莉·盖德·科尔森（Millie Gade Corson）就完成了横渡，而且只比特鲁迪慢了一个小时。更吸引眼球的是，她还是一位母亲。在一年之内，横渡英吉利海峡就从头条新闻变为人们认知中司空见惯之事。特鲁迪也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公众视野里。
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格伦·斯托特（Glenn Stout）的同名作品，他是首位撰写特鲁迪·埃德尔传记的当代作家，而他会写这本书也颇有些机缘巧合的因素。当时，斯托特正在为另一个写作项目查找资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特鲁迪的新闻报道，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当时我已经写过不少女性体育史的作品了，我还代笔过一套女性运动员传记主题的青少年丛书，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我越是深入挖掘她的事迹，越是意识到，如果我们体育写作圈的人都几乎不知道她，那就没有人知道她了，她已经被遗忘了。”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发现一个被遗忘或被忽视已久的故事，它‘既新又旧’的特质格外令人兴奋——一件事发生过，所有人都忘了它，我就可以重新介绍或重新书写这个故事。这甚至不是‘重新书写’，她的故事就没有在当代报道中出现过。”他说。
斯托特在美国体育写作领域是个不容忽视的名字。迄今为止他已出版、编辑、参与创作超过100本书，写作范围横跨历史、传记、体育与真实犯罪。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斯托特在英文课上被非裔美国诗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灵魂人物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一首诗深深击中，种下了写作的种子。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诗歌，毕业后在波士顿公立图书馆工作，还是波士顿红袜队的狂热粉丝。
▲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特鲁迪·埃德尔。资料图
对棒球的爱好成为了他踏上职业写作之路的重要契机。有一次，他在一本书中读到1907年一位波士顿红袜队经理自杀的故事，书中给出的自杀理由是运营球队压力过大。他没有很信服，“如果这是真的，棒球队经理的棺材就要填满整座墓地了”。斯托特在他工作的图书馆里调阅了所有记载了相关报道的报纸微缩胶片，读了一本介绍如何成为自由撰稿作家的书，给波士顿两家杂志社寄去了自荐信。一位杂志编辑邀请他去社里聊聊，他们聊了一个小时，相谈甚欢。
虽然当时斯托特手头没有任何现成的写作样本，那位编辑依然被打动买下了那个故事。那是1980年代中期。自那以后，斯托特的手头从未断过写作邀约，而挖掘鲜为人知的体育史故事，也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
从事写作多年，1920年代的美国常常令斯托特着迷，他说，我们依然生活在1920年代的延长线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一个又一个变革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那是一个大众媒体兴起的时代，也是流行文化开始出现的时代——因为电力的普及，人们开始得以在夜间出门进行娱乐活动，电影和录制音乐越来越普及。汽车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活动范围。
特鲁迪正是一位在1920年代崛起的体育明星。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爵士时代”的年轻女性，时代氛围在潜移默化间给予了她此前的女性难以想象的机会。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美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特鲁迪受训的美国女子游泳协会（WSA）由夏洛特·爱泼斯坦（Charlotte Epstein）在1917年创办，而这个组织的创办契机可以追溯到1904年6月15日“斯洛克姆将军号”着火沉没的悲剧。在“9·11”事件之前，它是纽约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灾难，1021名遇难者中，多为那些不会游泳的人——人母、年轻女性和女童。有社会良知的人们意识到，禁止女性游泳的道德禁忌夺走了女性的生存机会。
在斯托特看来，虽然特鲁迪很快就被湮没在历史中，但没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给女性体育史带来深远的影响。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彻底击溃了女性在运动领域是“弱势性别”的迷思，此前禁止女性参与的竞技体育项目一个又一个向女性敞开。192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允许女性进入田径赛场，参与100米、200米、400米跑和跳高、铁饼、4×100米接力赛。
1972年——在特鲁迪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约半世纪后——美国通过了《教育修正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性别而被排除在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教育项目之外，包括学校体育项目。斯托特说，社会习俗和性别偏见的惯性固然强大，他依然记得，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学校里只有三项运动向女生开放：体操、垒球和篮球。他的家乡也没有任何青年女子运动队。但体育领域正在向性别平等的方向步步前进。“真正的平等还没有实现，但在特鲁迪之后这个目标更近了。我真的无法想出另一个女性运动员的成功事迹为体育界平权注入了如此多的能量。”
2024年，《泳者之心》在中国上映，历史上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传奇故事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截至目前，约23万人在豆瓣上给该片打出了9.1的高分。不少高赞评论提到，这是一部让人热泪盈眶、心潮澎湃的女性群像电影。
在特鲁迪横渡英吉利海峡整整一百年后，斯托特接受上海书展的邀约，来到了中国。受台风天气影响，他原定的航班取消，整个行程不得不缩短，但他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所有安排好的读者见面活动。他兴奋地发现，特鲁迪在中国的名气比在美国还要大，这或许是《泳者之心》在中国大范围公映的缘故。
他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读者格外关注特鲁迪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后的命运，为她的急流勇退扼腕叹息，也更为深入地思考鲜花和掌声所附带的代价。他也感动于中国读者注意到了书中的一个被电影忽略的重要细节：8月6日傍晚，英吉利海峡天气变得恶劣，特鲁迪和伴随她的“阿尔萨斯号”偏离了既定路线，到达了危险的暗沙边缘。甲板上的人陷入争执和歇斯底里，不少人向特鲁迪喊“从水里上来”。她注意到了船上的骚动，笑着回答：“为什么呢？”“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读者告诉我这是书中最打动他们的场景，”斯托特说，“这让我非常满足，‘为什么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场景。”
斯托特从豆瓣上拷贝下了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在翻译的帮助下阅读了它们。他还与该片编剧兼制片人杰夫·纳桑森（Jeff Nathanson）分享了他中国之行的见闻，对方也为这部电影在中国取得的积极反响兴奋不已。“他说，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两年后的今天，这部电影和这本书仍在继续向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读者讲述特鲁迪的故事。”
8月下旬，斯托特在美国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连线采访。
▲英吉利海峡的落日。视觉中国 图
01
一旦通过体育把读者“带进门”，
你就能写其他东西
南方周末：你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而且你的写作主要集中在体育和历史方面。除了你本身是一位棒球迷的原因，还有什么因素让体育写作格外吸引你？
格伦·斯托特：首先是因为我对体育题材感兴趣，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发现，体育写作其实是有市场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位同样非常知名的体育作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格伦，我们其实并不在乎体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体育让我们得以书写的其他东西。”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读者是冲着体育来的，所以他们愿意读也乐意读。可以说，一旦你通过体育写作把他们“带进门”，接下来你就可以写其他的问题：种族、性别、权力的不平等、阶级。你先把读者带进门，告诉他们“嘿，这是一个关于棒球的故事”。然后突然之间，他们读到的是棒球运动中的种族隔离线是如何被打破的，读到的是非裔美国人如何最终获准参加职业棒球比赛。
对于我和其他的体育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在相对安全的空间里书写严肃议题的方式。如果你一上来就写一篇针对某个社会议题的檄文，很难让人愿意读。但你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把他们吸引进来，哪怕只是写一个人物，或者描述一场比赛、一个事件。等到读者意识到你其实在谈论另外一些事情时，他们已经被吸引住了，因为体育这个更大的主题已经把他们牢牢地吸引进来。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好的体育写作是怎样的？
格伦·斯托特：就和任何其他好的写作一样。有主旨，你有想表达的东西，下笔时非常自信，写作技巧高超。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写作时不仅要关注词语的意义和你想表达的意图，也要留意词语本身的声音。我有诗歌写作的背景，所以我对语言的声音非常敏感。我认为在某种层面上，正是词语的声音让一段文字变得难忘。文章的主题当然可以很有趣，可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让一篇文章从读完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放下文章去喝杯咖啡，变成我们真正希望它达到的状态，也就是你读完之后转身对另一个人说：“你一定得读读这个。”
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会花很多时间反复推敲语言的声音，直到它听起来对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就是我希望读者不会注意到“写作”本身。换句话说，我希望故事处在最前景的位置，写作本身退到背景里。这样一来，读者甚至会忘记自己正在阅读。他们会完全沉浸在故事里，以至于忘了自己是在读一篇文章。
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使用恰当的语言。有些作家的风格非常强烈，你会觉得他们简直是在纸面上翻跟头，你完全会被他们的文风震撼。我真希望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作家，但我觉得我不是。不过我慢慢发现，我能够很好地让故事始终处在最前景，而我自己则退到背景里。
南方周末：《女人与海》建立在大量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当史料记录并不完整，或者存在歧义时，你会如何判断哪些细节可以在负责任的前提下进行重构，哪些细节最好保持沉默，不予书写？
格伦·斯托特：这一点我其实很幸运，因为在写《女人与海》的时候，我已经写过几本书，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故事发生在同一个时代，所以我对那个时期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当时首先意识到的一点是，必须把她出生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交代好。当我偶然发现那艘着火的船的故事时，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故事可以成为全书的开端。我甚至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在哪里找到那本书的了，可能是在图书馆的旧书义卖会上吧。那本书本来要被处理掉，我花了大概50美分买了下来。
当时我就想，这就是开头了。因为这个故事为我铺垫了太多东西，它涉及当时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对女性的种种限制；特鲁迪生活的地方也正是纽约市，此外还有她所在的德裔美国人社区。随着研究深入，我意识到，我需要了解这些背景。因为作为作者，我需要知道，那么读者也需要知道。他们需要了解英吉利海峡，需要了解游泳运动的历史，以及其他相关背景。所以我只是试着一点一点把这些背景搭建起来。
这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实际上都是通过查阅那个时期的老报纸微缩胶片完成的。因为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早已不可能接受采访，所以报纸就成了你能够使用的最主要的一手材料。那个时代，大多数大城市的报纸数量和今天完全不同。现在一个城市可能只有一两份主要报纸，但在当时，可能有六份、八份，甚至十份。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从多个信息来源获得材料。这些报道不会完全一样。每一篇都会提供一组不同的事实，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故事，而不是只能得到某一篇报道、某一个标题所呈现出来的单一版本。这就是我一直采取的方法。我写最开始那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用这种方法写了将近50年。
在写作的时候，我还会尽量去预判读者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我会试着在读者的问题真正形成之前，就把答案提供给他们。
南方周末：比如哪些问题呢？
格伦·斯托特：比如说读者可能会对游泳运动的历史产生疑问，在这个问题把他们从故事里带出去之前，我希望能够及时把答案提供给他们。所以，我会尽量预判读者可能会产生哪些疑问。我想尽量避免在故事中出现某些时刻，让读者忍不住想拿出手机，打开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去寻找答案。因为一旦他们拿起手机，跳出去搜索，我觉得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另外，我也会尝试用一种稍微偏电影化的方式来思考。一位我非常欣赏的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曾经谈到过，写作就是创造一种“小小的心灵电影”。也就是说，当你阅读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脑海里把文字变成一部电影。
▲《泳者之心》剧照。资料图
02
如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泳者中女性已占50%
南方周末：为什么横渡英吉利海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成为运动员的极限挑战？
格伦·斯托特：如果你站在法国或英国，只要天气和能见度条件合适，你甚至可以看到对岸，而且看起来会比实际距离近很多。它有21英里（约34公里），但因为两边都有悬崖，所以视觉上会让人觉得没那么远，而人们就是喜欢挑战自己。
第一个完成横渡的人获得了一定的荣耀和名声，这当然吸引了更多人来尝试。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学会游泳，也开始参加游泳比赛。那么，横渡英吉利海峡似乎就自然而然成为最值得挑战的长距离游泳项目。毕竟，它连接的是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相当于把欧洲大陆和它旁边的英国岛屿连接了起来。我想，这对人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当时英国本身已经存在一定的游泳文化，此前就有人在泰晤士河之类的地方游泳。所以，横渡英吉利海峡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它就在那里，所以你想去挑战它。
南方周末：如今还有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泳者吗？
格伦·斯托特：是的，这项挑战甚至变得更受欢迎了，我的这本书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它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每年夏天都有人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当然攀登珠峰的人更多。不过《女人与海》出版后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如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泳者中大约50%是女性，原来男性占比大约是3/4或2/3，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变化。新冠疫情期间，不少人开始进行公开水域游泳，因为这是一项相对安全的户外运动。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公开水域游泳的流行度都有大幅提升，如今它在美国也有上升趋势。
公开水域游泳爱好者之间形成的同志情谊可谓独一无二。去年夏天，我在一场公开水域游泳者聚会上做了一场专题演讲，他们如今已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群体。无论是谁、在什么时间想要横渡英吉利海峡，都能得到彼此的支持。横渡英吉利海峡需要非常成熟的组织。你需要提前进行训练，绝对不可能心血来潮就去干，需要先证明自己能完成六小时冷水泳。有意思的是，如今大多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规则沿用了特鲁迪那时的规则，比如泳者在水中时绝对不能被他人触碰，只有当脚触地，横渡才算完成。观测船上会有人密切跟踪泳者，防止作弊。
南方周末：听起来这已经是一项很成熟的运动了，那它的难度还和一百年前一样么？
格伦·斯托特：它依然很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可能比过去安全一些，因为人们对它带来的体能挑战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当然，运动员通常都会有一艘船全程伴随。就在几周前，有一位中国台湾的泳者从爱尔兰游向苏格兰，途中险些丧命。她突发健康问题，不得不立即送医。每年都会有人尝试这样的挑战，而且很多人最终都无法完成。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船伴随，那些没能完成横渡的人，有些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这仍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即使到了今天难度依然很大。不久前就发生过一起很著名的事件，我记得那个人距离终点可能只剩不到20米，却没有力气继续游下去了，被海浪推着往回退，最后不得不被救出水面。
这项运动需要大量的准备和规划，你不能穿提供额外浮力的泳衣，相关方面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你必须进行充分的训练。不过，现在对运动员健康状况的监测应该比过去更完善了。人们也更加了解正确的营养补给方式，尤其是在横渡过程中如何补充能量。特鲁迪当年横渡时吃鸡腿、喝茶，现在的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了。如今的泳者可能会补充电解质什么的。
▲《泳者之心》剧照。资料图
03
“她所做的是一件开创性的事情”
南方周末：在这本书中，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介绍游泳运动的历史，尤其是女子游泳的发展和美式爬泳，同时你还介绍了英吉利海峡的地质形成过程，以及那些曾经成功征服英吉利海峡的人。这些历史背景如何改变读者对特鲁迪·埃德尔这个人的理解，以及对她所取得的成就的认识？
格伦·斯托特：如果你想真正理解她那次横渡究竟有多么重要、意义有多么重大，就必须了解这些背景，否则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因为如今横渡英吉利海峡已经相当常见了，它不再是什么头版新闻。人们知道有人在做这件事，就像一直有人在攀登珠峰一样，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年她完成横渡的时候，更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有必要让读者明白，这绝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她所做的是一件开创性的事情。她不仅是一名女性，而且她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泳姿、一种全新的方法。她的教练还摸索出了如何利用潮汐。更重要的是，在前一年失败之后，她重新掌握了自己这次横渡的主动权。她没有屈服于当时整个社会施加在人们身上的那些限制，这些限制束缚着当时许多女性运动员。
她横渡过后没多久，另一名女性也成功横渡了英吉利海峡，这绝不是偶然，因为她打破了心理障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也是她后来被人遗忘了的原因。因为在她完成这件事的那一刻，她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但仅仅几个月之后，它就不再那么独一无二了。不过，她已经为后来的人铺了路。
南方周末：为什么特鲁迪·埃德尔如此非凡的成就，会如此迅速地从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消失？这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和经纪人在商业决策上的失误，还是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局限，即20世纪初的社会尚未准备好将女性运动员视为能够长期留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
格伦·斯托特：我觉得，这其实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点：她的成就很快就不再像最初那样显得独一无二了。但我认为，这也和特鲁迪本人的性格有关。她想要横渡英吉利海峡，但她并不知道成为一个名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回到纽约才几天，就已经受不了了。再加上她本身因为听力问题就比较不善于社交。她在一群人当中本来就容易觉得有些不自在。当然，她很擅长读唇语，也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但我觉得这仍然会让她感到不舒服。她不喜欢处于公众视野之中。
后来她又受了伤，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进入名人文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开始出现。比如查尔斯·林德伯格（注：美国飞行家，全世界第一位从纽约不间断飞到巴黎的人），还有电影明星——电影突然有了有声技术，电影演员也随之成为名人。所以，当时一个人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成名，然后又迅速淡出公众视野，因为另一批名人马上就会出现。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她为什么会被遗忘了，尤其是因为她本人并没有主动拥抱名人身份。
当然，她的父亲和经纪人确实作出了一些糟糕的商业决定。但这些决定并没有真正围绕特鲁迪本人来考虑。我不想对她的父亲过于苛刻，但他确实看到了这次横渡背后的金钱价值。可这是她自己的成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要如何利用这项成就，或者说，是否要利用它。
还有一点我觉得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她当时的照片。每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都会增重，因为你需要额外的脂肪来保温，同时也能增加浮力。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特鲁迪的照片，要么是她训练时拍的，要么就是刚刚完成横渡之后拍的。那时候她的脸因为被水母蜇伤、盐水浸泡以及长时间暴露在海水中而肿胀，而且她也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漂亮”。
而社会直到今天其实仍然如此：女性运动员当然很优秀，但如果一个女性运动员同时长得漂亮，那她甚至不需要真的那么优秀。比如网球运动员安娜·库尔尼科娃（Anna Kournikova），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也是一名相当不错的网球运动员，但她并不是最顶尖的网球选手。然而她却极其出名。这种情况在女子体育中一再发生。我觉得特鲁迪某种程度上就被这个问题困住了。
下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米莉·盖德·科尔森是一位母亲。而当时媒体立刻抓住了这一点：“她不仅是一名女性，她还是一位母亲。” 媒体对此非常着迷。她在视觉形象上也更有吸引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注意：在美国，“格特鲁德”（Gertrude）这个名字本身听起来很老派。这是一个在19世纪更为常见的名字，到了20世纪就显得相当过时了。这也是我在书里选择称她为“特鲁迪”的原因之一。这是她家人对她的称呼，也显得更年轻一些。“格特鲁德”这个名字会让美国人联想到美国边疆上的农场主妇。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我们确实会对这样的事情作出判断，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
当今社会，有些人甚至只是为了出名而追求成名，不管他们究竟做没做什么。我反而觉得，特鲁迪没有这样做是一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她看到了成名的危险，看到了它可能给个人带来的伤害。如果她一直努力待在公众视野里，继续做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她最终可能真的会陷入非常严重的个人困境。所以，她选择退出，可能反而是她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成功究竟只是关于金钱，还是也关于个人的幸福与满足？我觉得，在她人生的后期，幸福和满足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假如她赚了很多钱，却没有获得个人的幸福和满足，那么这些钱值得吗？恐怕不值得。
南方周末：特鲁迪的遭遇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共鸣。即使是今天，成为一位女性名人也是挑战重重。尤其是一个年轻女性站在聚光灯下，就会遭遇非常严苛的审视。
格伦·斯托特：人们很容易对你妄下判断。你必须是完美的，必须漂亮，必须聪明；但男性似乎可以不必如此，他们可以更随性地做自己。甚至有时候，一个男人如果身上带点棱角、偶尔惹点麻烦，反而会让人觉得更有魅力。这似乎是社会对男性的正常期待。但女性却必须做到近乎完美。你不能不化妆就出门，因为可能有人会拍下你的照片，然后你就会在网上遭到嘲笑，对吧？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这其实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成功？成功是一种更加内在的、属于个人的感受吗？还是说，它必须通过他人的评价和认可来衡量？我在中国的时候，人们经常问我这些问题：她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成就变现？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在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也获得幸福？我感觉，相比美国，这些问题在中国似乎引起了更多的共鸣。
▲《女人与海》作者格伦·斯托特。受访者供图
04
20世纪就是“体育的世纪”
南方周末：《女人与海》也让读者注意到，美国现代体育文化的许多方面其实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你能谈谈体育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吗？
格伦·斯托特：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其实已经存在职业体育，比如棒球、赛马和拳击。但到了20年代，职业美式足球真正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受到奥运会的推动，其他一些运动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比如田径运动。你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就是体育的世纪。因为体育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一种非常突出，甚至超出其本身分量的地位。
我甚至会说，这种地位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会透过体育的视角来看待政治。仅仅赢已经不够了，你还必须击败对方。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有些失衡了。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也总是在使用体育隐喻，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觉得这其实有些不太正常。再加上体育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人们关注的重点也越来越集中在金钱上。而体育最初所强调的那些价值——至少当时人们是这样谈论的——比如体育精神、体育如何塑造人的品格等等，如今已经不再是重点了。
现在的逻辑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赢，必要的话可以作弊，只要别被抓到就行。我觉得，从一开始，人们可能就有些夸大体育在塑造人格、培养体育精神方面的重要性。但那是一个很美好的神话。而有时候，神话即使并不完全真实，也能够发挥某种作用。但现在连这些神话也已经消失了。
南方周末：美国经常被视为一个体育强国。今年的世界杯期间，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引发了很多讨论的话题，就是美国的足球场馆有多么先进、完善，以及美国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其实就在采访开始之前，我还听了一期英文播客节目。节目的话题是萨凡纳香蕉棒球队（Savannah Bananas），它目前是美国最成功的体育组织之一，已经连续售罄了四五百场比赛门票，而且在社交媒体上拥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主持人还分享了她观看一场“香蕉杯”比赛的亲身经历，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格伦·斯托特：这是体育不断寻找新的赚钱方式的又一个生动案例。有意思的是，你刚才提到，中国观众对于这届世界杯的一个印象是美国在场馆建设和赛事举办方面有多么成功。这些场馆其实都是原本就存在的美式足球场。当然，这届世界杯在美国确实举办得非常成功。
但门票价格实在高得离谱。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去现场看球的，因为票价已经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承受范围。你得非常非常有钱，才能买得起现场观赛的门票。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比如上一次世界杯在美国举办的时候（注：1994年），门票还是普通人负担得起的，我认识一些当年去现场看球的人。我自己也在电视上看了很多场球赛，但这一次，去现场看一场比赛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而这其实也是如今美国很多事情的写照：太多东西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
▲1926年8月28日，米莉·盖德·科尔森在横渡英吉利海峡过程中进行补给。视觉中国 图
05
每个人都能
在特鲁迪·埃德尔的故事中找到共鸣
南方周末：你能谈谈《女人与海》的电影改编吗？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电影制作过程？如何看待电影主创团队对特鲁迪·埃德尔的故事的理解和诠释？
格伦·斯托特：我没有参与剧本的写作。编剧兼制片人杰夫·纳桑森是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我的书的。他当时想为他的女儿们拍一部电影，而且他本人也喜欢体育。按照业内的经验，即使你的作品获得了电影改编权，最终真正被拍出来的概率也大概只有千分之一。从一开始，他就非常确信这部电影最终能够拍出来。
从2015年一直到2020年初，杰夫在不断写作、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一直和我保持比较频繁的联系。他不仅会告诉我项目进展到哪里了，也会不断向我提问题。我大概收到过他几百封邮件，内容通常是“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那个怎么样？”之类的。
从一开始，我就很高兴他们对这个故事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非常尊重。有一次，杰夫问我：“这里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必须保留下来的？”我说：“我觉得，她和姐姐以及整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他也同意这一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尤其能够在中国引起共鸣的原因之一。因为家庭始终是电影的核心，而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始终处在故事的中心。
当然，电影显然还是做了一些改动。她的家庭成员变少了。她在同一年里完成了两次横渡。原著中的失败和成功经历也被重新安排了。杰夫很早就告诉我两件事。第一,电影一定要以纽约的那场游行结束；第二，我们不能让她在电影里横渡英吉利海峡两次。因为她还要参加奥运会，而电影没有足够的篇幅去完整呈现她每一次横渡的过程。
但每次我看这部电影，都会忍不住流泪。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最初来自我的书，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有感染力的电影。电影拍摄的时候，我还去保加利亚待了一周，那里是电影的拍摄地。所有和我接触过的人都告诉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个故事必须被讲述。”真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说。
从电影改编权被买下，到最终真正拍摄完成，中间整整过去了七年。而在这七年里，要让这个项目一直活下去，本身就需要很多人的努力。一开始它是派拉蒙影业的项目，后来他们把它搁置了。华纳兄弟也差一点接手，但最终又搁置了。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被两家制片公司先后放弃之后，第三家再接手，是非常罕见的。但我们的电影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南方周末：《女人与海》的改编电影在中国观众中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反响。有意思的是，电影的中文片名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因为它没有直译原名，而是译成了《泳者之心》。有些评论认为，去掉“女人”这个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特鲁迪·埃德尔这个故事中的性别维度。更广泛地说，你是否认为这本书和电影受到的关注，反映出当代社会正在重新寻找、重新讲述那些曾经被历史忽略的女性故事？
格伦·斯托特：我觉得这是一个流行文化中由市场和商业逻辑作决定的例子。也许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认为，如果片名里没有“女人”这个词，就能吸引更广泛的观众；也许男性观众就不会觉得这是只面向女性的电影。不过，如果你认为男性会因为一部作品看起来是“女性向”的就不去看，其实也是对很多男性的不尊重。再说了，只要电影里有穿泳衣的女性，男性总会去看的，不管片名是什么。
我其实知道这场争论的存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当时也在想，他们为什么要改片名？后来我得知中信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特意问了他们这件事。我很高兴他们保留了原书名，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这个书名本来就不是我最初想好的，我一开始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叫什么。后来有一天，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发现大概三四十年前，有人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她的很短的文章，可能只有300字左右，而标题就叫“Young Woman in the Sea”。我当时就想，这个名字挺合适。它在主题上也呼应了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两者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面对自然、面对各种外部力量的孤独抗争。有些人觉得这个标题有点傻，但我觉得它挺好的。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今天的人为什么愿意重新了解特鲁迪·埃德尔的故事？他们希望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什么？
格伦·斯托特：无论是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我们真正回应的其实都是其中的故事。我们会在故事里找到某种共鸣，也会发现自己的经历与故事中的某些部分形成了呼应。
是她经历失败之后，依然坚持下去的那股劲头吗？是她一开始竟然敢于去尝试这件事的那种大胆和无畏吗？还是她的家庭给予她的支持？有人可能会看到这一点，然后想：“对，我的姐姐或者母亲也曾经支持过我，而正是这种支持让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又或者，是她成功之后的选择让人产生了共鸣。这又会引出一些问题：成功的代价是什么？你愿意为成功付出多少？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路径，让人们能够在她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故事，并对此产生回应。有时候，这种回应纯粹是受到鼓舞，有时候则更加微妙。
我经常对和我一起工作的作家说，一旦我们把故事写出来，我们就不再独自决定文本的意义了。我们负责讲故事，但我们不能告诉读者这个故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时候，如果我们的作品足够成功，那么读者赋予它的意义甚至可能比我们原本想表达的意义更加重要。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会在故事里发现另外一些可以与之产生回应的东西。
对我来说，书里有一个非常早期的场景，也是我觉得最有力量的场景之一：大家原以为小特鲁迪得了麻疹，可能活不下来，而后来她从楼梯上走下来。我小时候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所以那个场景特别触动我。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卧病在床的那些时光，所以每次读到那里，我都会特别有感觉。那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忍不住掉眼泪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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