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卡脖子”，反而逼出中国企业的科创潜能。
来自清华、港大等院校的研究人员17日在《科学》期刊网站上刊文指出，对2010年至2022年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析显示，受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在专利申请中引用的科学文献数量激增了72%。
文章认为，美国对华设限，却促使中国企业更多转向开源研究，来推动创新并对受限的外国技术进行逆向工程。论文从两个层面揭示中企如何更加“走近科学”。
一是更多地利用公开可获取的科学信息进行专利申请，即“科学依赖型专利”。
12年间，中国企业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中，引用科学论文的专利数量由5225件增至94441件，占比由13.49%升至20.90%。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所谓的“实体清单”限制了中方获取美国原产专有技术的渠道，但受限制的中国企业并未拒绝美国产出的科学知识。
二是更多地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现为国内和国际出版物数量增多。
受“制裁”中企的国内、国际论文产出增量，分别相当于受限前平均水平的33.3%和85.2%。换言之，中企既作为消费者在专利中更多引用科学出版物，也作为生产者产出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物。“企业正不断深化与科学界的融合。”
在接受采访时，论文著者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美国贸易限制无意中加速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自主，“发明新的轮子”。
“研究科学原理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就是阅读学术论文。”这位学者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企业非常有动力去检索科学文献，将知识融入创新……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并且有一些运气，你就能发明出类似的东西，可以用来替代美国技术。”
最新发布的研究成果带来哪些启示？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的论断不谋而合：中国通过“集群化”发展，有效地将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结合。
这意味着，学术界、产业界、政府间的界限正被打破，一张紧密协作的网络逐步形成。
而美国的制裁也触发中企创新路径转型，从“引进技术进行迭代”转向“向基础科学找原理”。
有评论认为，企业之所以“转向”科学，是因为科学能像一张“地图”，帮助企业理解技术背后的原理、判断方案是否可行。当技术采购、许可和联合研发等渠道受到约束时，相对开放的科学文献便成为寻找替代方案的重要资源。
第二，这不能简单地解读为“限制越多，创新越强”。事实上，技术设限对于中美是“双输”。
对中国而言，学术研究活动增加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在供应链、生产经营和研发合作方面不再承受压力。从科学文献转化成稳定、高良率、低成本的工业产品，中间横亘着现实的“死亡之谷”，还要经受研发周期、产品成本、实际性能等多重考验。
而对美国来说，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会导致营收下滑，技术迭代亦失去反哺。美国的设限还破坏全球科技生态，让人才与知识流动受损。技术壁垒固化更进一步加剧全球治理赤字。
正如论文著者所追问的：全球出现另一个独立的技术生态，真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吗？我们真的想看到一个碎片化的全球科学或创新共同体吗？
在这位著者看来，“中国已成为这个星球上领先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之一。这也意味着与中国科学界合作可以给美国带来很多好处。”
第三，尽管中企在“走近科学”方面的上升轨迹引人注目，但它们与美企在科学参与的绝对水平上，仍存在相当大差距。
2022年，37%的美国企业专利引用了科学文献，而中国企业这一比例为22%。此外，在科学关联专利中，美国企业每项专利平均引用17.5篇科学出版物，而中国企业为5篇。
在国际科学出版方面，美国上市公司保持了明显更高的产出，从2010年的年均12篇论文上升至2021年的20篇。相比之下，中国上市公司2021年平均产出4篇国际论文。
总的来说，既要看见外部压力催生出的转型成效，也不能回避客观存在的现实短板。走向科学驱动型创新，对中国企业而言仍是一条需要久久为功、奋力追赶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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